三、台前幕后的分工
当然，环境的变化是相对次要的，更重要的是环境的变化影响了孙权的主观想法。不管江东四杰他们各自的思维和理念是什么，他们有的只是发言权，与刘备集团战与和的最终决定权还是系于孙权一人。
最初，孙权大概是出于对曹操的顾忌，所以没有采纳周瑜的“徙备置吴”之策(同注1)，所以才肯同意鲁肃的意见将荆州（其实只有荆州的一部分）暂借给刘备（同注2），笼络盟军刘备的同时，为自己和曹操之间架起一道强有力的缓冲，正如上文所述的内外环境变化，孙权不愿意见到刘备集团的过于强大，而自己这十年来从濡须口、合肥为代表的东线的进军又屡屡受挫，觉得还是发挥自己的水军优势比较可行一些，于是又重用吕蒙等抗刘派，终于一举夺得荆州，甚至还一度想进兵益州7，但最后还是出于对曹魏方面的考虑，孙权又不得不和刚刚翻脸的冤家刘备方面重新结盟，而刘备、诸葛亮此时也别无选择，只好顺水推舟…(同注6)
以上假设若是能够成立，那么就很好解释陆逊为何迅速完成了鹰派到鸽派的转型，除了揣测并迎合孙权意图以外，很大程度上也是对天下脉搏把握准确的结果。
孙权后来曾对陆逊评价鲁肃：“后来鲁肃虽然劝说我将荆州借与刘备，这是他的短处，不过这一短处并不能掩盖其他两处长处…鲁肃给我的书信中还曾说过：帝王要成就大业，必须要有所舍去，一个小小的关羽是不用在乎的。这是鲁肃无法战胜关羽，所以故意说得大话罢了。”8
这样的说法看似有理实则牵强，“借荆州”这么大的事情，如果不是孙权本人首肯，鲁肃就算有在大的胆子也不敢擅自借出的。何况把妹子嫁出去总是做哥哥的孙权本人意愿的结果吧。
从以上看来，关于抗刘或是联刘的决策，无论站出来的发言人是鹰派还是鸽派，坐在幕后打算盘的都只有孙权一人。
四、江东四杰的自身动机
这里需要补充分析的是江东四杰对刘态度的自身成因。
周瑜是士族出身，他的从祖父及其子都是太尉，而自己亲生父亲周异也曾是洛阳令。在这样一个大环境和教育的熏陶下，志存高远不足为奇。就象他在赤壁战前劝说孙权的那样：“英雄乐业，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事实也正如周瑜预料的那样，“枭雄之资”的刘备日后成为了天下这座巨鼎的三足之一，成为了孙权天下霸图仅次于曹魏的最大阻力。
而祖上却没有任何官宦经历的记载的鲁肃却“家富于财，性好施与”。很显然是庶族的代表人物，一个佐证是士族张昭对鲁肃的歧视。（“张昭非肃谦下不足，颇訾毁之，云肃年少粗疏，未可用”－－《三国志·鲁肃传》。）相对士族而言，稳健发展的内外部环境，以及争取和士族同等的社会地位才是更为重要和紧迫的。众所周知，可以将《榻上策》理解为鲁肃一生的理念－－至少是早期的理念：“汉室不可复兴…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竞长江所极，居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而以上恰好是整个庶族阶层所期望的。也正是出于这一考虑，鲁肃希望通过孙刘联盟来巩固既得利益，并且保证内外环境的安稳从而可以致力于庶族阶层地位的争取。
至于吕蒙的行为就容易理解的多，军头出身的他，一直打拼在征刘表、战曹操的第一线，也正是靠着这些军功才一步一个脚印的步入了东吴最高层，将他比作成“战争暴发户”并不能算是夸张。而且东吴军制较为特殊，军头们都有其各自的部曲，这些兵士对他们的将领直接负责，而并不是孙权，因而吕蒙也必须用战争来提升自己的地位和扩充自己的部曲。这便是吕蒙成为抗刘“急先锋”的潜在动机。
最后的陆逊较为特殊，虽然“世江东大族”的他却从小丧失双亲，从小便寄居在从祖陆康家中，后又过早的“为之纲纪门户”，更为要命的是，自己所仕的主人居然是当年围攻庐江的孙家，这一切的经历无不成为笼罩在他心头的阴影，知道这一点，他孤僻冷漠、少年老成、沉默谨慎的性格也就不难理解了，正是如此，使得陆逊一直没有自己的主见，只是迎合孙权的意愿，如果说转换对刘立场的根源是对天下脉搏的把握的话，那么其催化剂（迅捷的速度）则无疑是出于迎合孙权的结果。所以后来陆逊一旦与孙权有了分歧（关于立嗣问题），孙权立即就罢免了陆逊的丞相，并“使责让逊”，以至于陆逊很快就“愤恚致卒”。
五、神秘外纱的背后
事实上，不仅是陆逊，江东四杰的其他三位也同时扮演着鹰派与鸽派的双重身份，只不过没有那么明显而已。
周瑜就曾经有过和刘备集团合作共取益州的想法，从联刘这个意义上说，他同时也应是对刘的鸽派人物了，只不过刘备多疑，借口刘璋是其宗族不忍讨伐而谢绝从而让这样一个计划夭折罢了，否则，我们在三国演义中看到的周瑜很可能是另一番景象。9
鲁肃他虽然一直力排众议主张联刘抗曹，但是有些时候却一反常态，并不反对鹰派与刘备开战的想法。比如邀请关羽面议，表面上看来是为了调和矛盾，实际上谁都知道，当时双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