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给这个大宋朝先带来一点什么呢？
朝廷，或者说政府，到底是个什么机构？管理机构？还是服务机构？各人有各人的看法，甘奇也有自己的看法，政府应该既是管理机构，又是服务机构。
国民与社会需不需要管理？显然是需要的，这个问题也可以拿仁宗赵祯这一朝来说，对社会与国民过度的放纵，导致江湖匪类横行，这一点上，就是管理不善。
服务，那便更不用说。往大里说，国家应该给国民与社会提供生命与财产的安全服务，往小了说，国家修路筑桥，给国民提供出行便利的服务。
其实这个问题，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是可以找到来源的。比如法家，就是偏重于管理。而儒家，则偏重于服务，呃……至少儒家思想上是偏重于服务的，开口闭口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这里也可以延伸一点，比如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就是法家的做派。而保守派的司马光，在反对变法的言论中，则代表了儒家的思想。
这里不说个人言行举止与品德的问题，只说变法派与保守派的核心思想。
王安石的核心思想，国家应该通过改革，增加收入，让国家实力变强，以应对内忧外患。
司马光的核心思想，天下出产本有定数，生产出来的东西，不是在民，就是在官，如果国家想要增加收入，自然百姓就减少了收入，国家不该与百姓争夺利益。这就是司马光反对王安石的核心思想所在。
这两派的核心思想，其实都没有逻辑上的错误。其实到后世，这个问题依旧还在，只是不在台面之上。而且后世与宋朝，还有一点区别，区别就在于天下出产的总额，并不是一个定数，一般情况下，这是一个不断增长的数目。
但是国家与百姓的利益分配问题，一直都是个台面之下的大问题，一直变化着，互相妥协着，永远也没有最好的分配方案。古今中外，皆是如此。
当然，其中还有一个大前提，国家的管理，本身就是为了服务。国家安全的服务，个人安全的服务，修路建桥的服务，乃至夜晚路灯的服务。
不论是管理，还是服务，其实归根结底的本质，还是利益分配。涉及分配问题，归根结底，又是个数学应用题。
甘奇今日要教的，便是这道数学应用题，当然，甘奇不会直接谈改革，也不会真去教数学，甘奇能做的，就是从细微入手，想要潜移默化改变朝廷的运作模式。
戏台，也就是甘奇的讲台，此时搬上来了一个不大的板子，甘奇用炭笔在板子上写下了两个词。
预算，决算。
预算与决算制度，在后世是再常见不过的事情，甘奇对这种东西太过了解。
真正的预算与决算，往大里说，是使得整个国家做所有事情都有一个计划，而且还要保证计划的有效实施以及成本控制。
往小了说，也是行政透明化很重要的一点。当然，这不是杜绝腐败的良药，但这能在很大程度上控制腐败。
要让整个大宋朝，从二府三司到县衙乡里，在任何事情上都进行预算决算，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不是一朝一夕能做成的事情。
一个专业的管理团队，必须要执行一套专业的管理办法，这是黑恶分子甘奇办公司的时候学会的，这一套制度看起来简单，但是真若在宋朝真正实行成功，带来的好处，自然不需要多说。
其实甘奇所想，就是在古今对比之后，觉得这个朝廷在管理这一项上，很不专业。特别是宋朝的管理团队，比秦汉，差之甚远。比明清，也多有不如。
中国也是从宋朝开始，皇权就不下乡了，何谓皇权不下乡？就是没有了基层党组织。比秦汉，还有亭长里长这一类的官职，朝廷能直接动员每个村的村民。唐朝基层，府兵制度，也是能直接动员到每个人。
但是到了宋朝，开始了基层乡绅自治的模式。朝廷再也不能直接动员基层百姓，甚至收税都要通过乡绅来执行。这样的朝廷，动员能力，比之秦汉唐，差得太多，特别是战争动员能力，更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明朝朱元璋的卫所制度，也是为了弥补皇权不下乡的战争动员办法，在明朝初期，这种卫所制度，很见成效。奈何时间一久，也糜烂不堪。
一个国家的动员能力，其实就是战争能力，在冷兵器时代，有真正的敌人在外的时候，这种能力，极其重要。
说一千道一万，就是甘奇觉得大宋朝廷，或者说大宋的管理团队，各种不专业。
要想改变这一点，显然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但是甘奇今日，就开始着手这个问题了，从小地方一点一点的来，一点一点的潜移默化。甘奇要做的，才是真正的救国救民，救国救民的办法，不是具体的哪一件事，而是要重新对这个国家进行顶层设计。
只要顶层设计稳步推进，其他的事情，比如怎么强军这一类的问题，也就更容易做成了。
好在，时间还足够，这个大宋朝，亡国还有几十年。
甘奇看着满场云里雾里的人，一双双一脸不解的眼神，开始讲课：“预算之法，好比吏部，一年要发多少俸禄，每个品级有多少人，每个人发多少钱粮……又好比禁军，有多少人，每个人发多少粮饷，预计需要购入多少新军备……不能需要钱，就来要，朝廷有钱就给，没钱就拖，一切都得按照计划进行，朝廷更还要留有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