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公司，不需要公示社会，主要是对政府负责、对企业的有效运行负责。我们今年要交税20多亿，明年（2001年）要交四十多亿的税。各级政府对我们都信任。我们不能在媒体上辩论，这样会引起争论，国家纸太贵，为我们这样一个小公司争论太浪费。为我们这样一个小公司，去干扰国家的宣传重点，我们也承担不了这么大责任。他们主要是不了解，我们也没有介绍，了解就好了。母亲舒了一口气，理解了我的沉默，也许她能安息。我看了母亲最后一眼后，母亲溘然去世。1995年，我父亲是因为在昆明街头的小摊上买了一瓶塑料包装的软饮料，喝后拉肚子，一直到全身衰竭去世。不是饮料有什么问题，而是这么长时间的运输、多次批发，小摊又无保鲜设备，老人抵抗力又差。这次母亲反过来要陪我去郊区七彩云南转转，散散步，回来的路上要在路边买些果园摘下来的梨子。她不让我下车，后来我问妹夫为什么不让我下车，他说母亲怕你大手大脚、不讲价。四元一公斤的梨子买了一大包。父母一生勤俭，而且不断以身作则来教育我，让我不要大手大脚。其实我一生都是非常节俭的，她只不过是用过去过的苦日子做坐标来度量。历史回顾父亲任摩逊，尽职尽责一生，充其量可以说是个乡村教育家。母亲程远昭，是个陪伴父亲在贫困山区与穷孩子厮混了一生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园丁。父亲是穿着土改工作队的棉衣，随解放军剿匪部队一同进入贵州少数民族山区的，去筹建一所民族中学。一头扎进去就是几十年，他培养的学生不少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有些还是中央院校的校级领导，而父亲还是那么位卑言微。爷爷是浙江浦江县的一个做火腿的大师傅，父亲的兄弟姐妹都没有读过书。由于爷爷良心发现，也由于父亲的执着要求，父亲才读了书。父亲在北京上大学期间，也是个热血青年，参加学生运动，进行抗日演讲，反对侵华的田中奏章，还参加过共青团。由于爷爷、奶奶相继病逝，父亲差一年没有读完大学，辍学回家。时日，正值国共合作开始，全国掀起抗日**，父亲在同乡会的介绍下，到广州一个同乡当厂长的国民党军工厂作会计员。由于战争的逼近，工厂又迁到广西融水，后又迁到贵州桐梓。在广西融水期间，父亲与几个朋友在业余时间，开了个生活书店，卖进步书籍，又组织一个“七·七”读书会，后来这个读书会中有几十人走上了革命前线，有相当多的人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粉碎“四人帮”后，融水重写党史时，还邀请了父亲。父亲这段灰色的历史，是“文革”中受磨难最大的一件事情。身在国民党的兵工厂，又积极宣传抗日、同意**的观点，而又没与**地下组织有联系。你为什么？这就成了一部分人的疑点。在“文革”时期，如何解释得清楚。他们总想挖出一条隐藏得很深的大鱼，父亲受尽了百般的折磨。现在想想，一所乡间中学，使用的又是统一教材，此人即使真有点什么问题，又会对国家安全有多大影响。即使有问题也应改造他，而不是折磨他。母亲其实只有高中文化程度，她要陪伴父亲，忍受各种屈辱，做父亲的挡风墙；又要照顾我们兄妹七人，放下粉笔就要捡煤球、买菜、做饭、洗衣……又要自修文化，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她最后被评为中学的高级教师。她的学生中，不少是省、地级干部及优秀的技术专家，他们都对母亲的教学责任心印象深刻。母亲这么低的文化水平，自学成才，个中艰辛，只有她自己知道。父母虽然较早参加革命，但他们并非无产阶级血统，要融入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取得信任，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他们不可能像普通农民、工人那样政治纯洁。他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这个社会又是多元化组成的，不可能只有一种纯洁的物质。他们有时会参加各种复杂的活动，例如抗日演出，这种演出的背后有人插手。母亲参加过抗日演唱队，有人说，参加演唱队的人，集体参加了什么组织……人一生不知有多少活动，如果不以人的目的来衡量，以人的品德来衡量，以及现实中他们对历史认识与承诺来衡量，而是以形式来衡量，那么就会复杂到任何人都无法清理自己而谨小慎微。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都向党交心，他们思想改造的困难程度要比别人大得多，所受的内心煎熬也非他人所能理解。他们把一生任何一个细节都写得极其详尽，希望组织审查。他们去世后，我请同学帮助复印父母的档案，同学们看了父母向党交心的材料，都被他们的真情感动得泪流满面。终其一生，他们都是追随革命的，不一定算得上中坚份子，但无愧于党和人民。父亲终在1958年国家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时，入了党。当时向党交心，不像今天这样信息发达，人人都可以看到中央精神，与中央保持一致。那时，其实就是向几个党员交心、向支部书记交心，即使有报纸公布上面的精神，但精神的执行还得有人理解后再来贯彻。那时，反对个别党员，有可能被说成反党。我们亲眼看到父母谨小慎微、忘我地拼尽全力工作，无暇顾及我们，就如我拼死工作，无暇孝敬他们一样。他们对党和国家、对事业的忠诚，已经历史可鉴。我今天是悔恨的，我没有抽时间陪陪他们，送送他们。回想起来，革命的中坚
状态提示：第十九章 附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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