份子在一个社会中是少数的，他们能以革命的名义，无私无畏地工作，他们是国家与社会的栋梁。为了选拔这些人，多增加一些审查成本是值得的。而像父母这样追随革命，或拥护革命，或不反对革命的人是多的，他们比不革命好，社会应认同他们，给予机会。不必要求他们那么纯洁，花那么多精力去审查他们，高标准要求他们，他们达不到也痛苦。而且要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一同来支撑，以物质文明来巩固精神文明，以一种机制来促使他们主观上为提高生存质量，客观贡献是促进革命，充分发挥他们贡献的积极性。我主持华为工作后，对待员工，包括辞职的员工都是宽松的，我们只选拔有敬业精神、献身精神、有责任心、使命感的员工进入干部队伍，只对高级干部严格要求。这也是亲历亲见了父母的思想改造的过程，而形成的宽容的品格。青少年时代我们与父母相处的青少年时代，印象最深的就是渡过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今天想起来还历历在目。我们兄妹七个，加上父母共九人。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资生活，毫无其他来源。本来生活就十分艰难，儿女一天天在长大，衣服一天天在变小，而且都要读书，开支很大，每个学期每人交两到三元的学费，到交费时，母亲每次都发愁。与勉强可以用工资来解决基本生活的家庭相比，我家的困难更大。我经常看到母亲月底就到处向人借三到五元钱度饥荒，而且常常走了几家都未必借到。直到高中毕业我没有穿过衬衣，有同学看到很热的天我还穿着厚厚的外衣，就让我向母亲要衬衣，我不敢，因为我知道做不到。我上大学时母亲一次送我两件衬衣，我真想哭，因为，我有衬衣了弟妹们就会更难了。我家当时是两到三人合用一条棉被，而且破旧的被单下面铺的是稻草。“文革”造反派抄家时，以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专科学校的校长家，不知有多富，结果都被惊住了。上大学我要拿走一条被子，就更困难了，因为那时还实行布票、棉花票管制，最少的一年，每人只发0.5米布票。没有被单，母亲捡了毕业学生丢弃的几床破被单缝缝补补，洗干净，这条被单就在重庆陪伴我度过了五年的大学生活。这次在昆明散步时，也谈到了那时的艰难。1959～1962年，由于“大跃进”的失误，也由于三年的自然灾害，国家陷入了经济困难。那时我正好在读高中，当时最大的困难就是饥饿，天天都是饥肠辘辘，无心读书，我高二还补考了。我在初中时人家把我作为因材施教的典型，而高中却补考。我青少年时期并无远大的理想，高中三年的理想就是能吃个白面馒头。因此，我特别能理解近几年朝鲜人民的困难，他们还有国际援助，人口又少。中国那时处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与制裁中，人口又多，其困难比今天的朝鲜及非洲还要大。后来饿得多了，方法也多了，上山采一些红刺果（就是我们绿化用的那种），把蕨菜根磨成浆、青杠子磨成粉代食。有时妹妹采几颗蓖麻子炒一下当花生吃，一吃就拉肚子。后来又在山上荒地种了一些南瓜，以及将美人蕉（一种花）的根煮熟了吃。刚开始吃美人蕉根时，怕中毒，母亲只准每人尝一点。后来看大家都没事，胆子就大一些，每天晚上儿女围着火炉，等着母亲煮一大锅美人蕉的根或南瓜来充饥，家庭和和睦睦。那时，根本没有专用的厨房，而是卧室床前的地上，挖一个坑，做一个地炉，又做饭，又取暖，大家围在一起，吃南瓜，其乐融融。父母的不自私，那时的处境可以明鉴。我那时大概十四五岁，是老大，其他一个比一个小，而且不懂事。完全可以偷偷地多吃一口，但他们谁也没有这么做。父亲有时还有机会参加会议，适当改善一下。而母亲那么卑微，不仅要同别人一样工作，而且还要负担七个孩子的培养、生活。煮饭、洗衣、修煤灶……什么都干，消耗这么大，自己却从不多吃一口。我们家当时是每餐实行严格分饭制，控制所有人的**的配给制，保证人人都能活下来。不是这样，总会有一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那时候，我才真正理解“活下去”的含义。我快高考时，有时在家复习功课，实在饿得受不了了，用米糠和菜和一下，烙着吃。被父亲碰上几次，他心疼了。其实那时我家穷得连个可上锁的柜子都没有，粮食是用瓦罐装着，我也不敢随便抓一把，否则也要有一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的不自私也是从父母身上学到的，华为今天这么成功，与我的不自私有一点关系。）后三个月，母亲经常早上悄悄塞给我一个小小的玉米饼，使我安心复习功课。我能考上大学，小玉米饼有巨大的功劳。如果不是这样，也许我也进不了华为这样的公司，社会上可能多了一个养猪能手，或街边多了一个能工巧匠而已。这个小小的玉米饼，是从父母与弟妹的口中抠出来的，我无以报答他们。当1997年我国的高等教育制度改革时，开始向学生收费，而配套的助学贷款又没跟上，华为向教育部捐献了2500万元寒门学子基金。在基金叫什么名字上争论很大，甚至有员工亲自来找我，说不要叫寒门，应叫优秀xx，这些人不少还是博士、博士后。我认为出身贫寒并不羞耻，而思想与知识贫寒，出身高贵也不光荣。我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贫困、饥饿、父母逼着学中过来的。没有他们
状态提示：第十九章 附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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