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转眼到了2005年。我已经在新宿工作快一年了。此时，我与我身边的人都或多或少地发生了变化。
张晓宁整日唠叨着被生活所困，她经常在我面前催促翁皓去找份工作，以此来缓解两人经济上的窘迫。以前的单身生活，使翁皓早已习惯来自父母的资助，也更依赖于嫁为日本人妻的姐姐的照料。但如今已是两个人的生活，翁皓自然不情愿甘当工仔，但迫于生计倒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在张晓宁的万般求助下，我只好把翁皓介绍到“欧风”工作，心里却没有根底，不知以他的秉性能否在这里长期干下去。
“欧风”的深夜班此时正逢人手不足，翁皓理所当然被录用了，加贺给他化名“小林”，他也被幸运地安排到厨房，偶尔也会在外面跑活，长时间的熬夜使他本就纤细的体形又消瘦了一圈，但厨房的伙食不错，倒也红光满面，总的来说干得还不赖。
郝文涛、高鸣、严佳佳三人于今年二月，迎来了语言学校的结业日。在一名工友的推荐下，三人都考进了一所两年制的服装设计专门学校。当然入学考试仅仅是走个形式，只要一次**满一年的学费，被录取则是理所当然的事。
舒曼一度离开她所在的斯纳库，三个月后，她又回到这里，还好妈妈桑和那些姐妹都欣然接受了她。可能连她自己都没想到当初的离开，竟预示着她最终还是要重返陪酒行业。麦先生得知舒曼回来的消息后，依旧常去光顾，他的第三次求爱是在舒曼回到酒吧的两个星期之后，这一回，舒曼竟答应了麦先生。
老麦等了半年有余，终究抱得美人归，当然心满意足。至于舒曼为何一度离开酒吧，然后又重返回来，在她离开酒吧之后的三个月间又经历了什么，我不得而知，她也从没对我讲过。也许最终选择回到酒吧，暗示着自己的归降，有谁愿意每天泡在乌烟瘴气的夜店里，陪那些满嘴臭气的老头儿说笑。也许答应麦先生算是她的一种妥协，她最终还是认命了，毕竟来日本的多数女孩子都渴望活得优越和轻松，生活这个词儿在她们的字典里早已失去“快乐”、“幸福”的含义，只要能活得优雅一些，即便不幸福也总比那些劳苦的生活好上一万倍。
“你是陪酒女，我是生意人，你二十多，我四十几，要找找我老男人，我肯多多给你钱，天造地设的一对，你情我愿都划算。”我一时哼唱起自己编的饶舌歌，竟也如此的押韵。
学校这边，四年级的即将迎来毕业式，多数人都在有条不紊地忙着就职活动，只有冯旭选择了继续进学考研。结果，他在考试中失利，最终没能如愿以偿。据尚明传给翁皓的小道消息称，冯旭和魏琳分手了，现在他只身一人住在上野，而魏琳已顺利地考入我校设计专业的研究生，她作陪酒招待确有其事，可能因为长时间的身心疲惫，已不愿再为冯旭承担经济补助了，最后两人不欢而散，分道扬镳。冯旭对此事守口如瓶，当尚明不知趣地询问起这件事时，他也表现得漠不关己似的，整个人较以往低调了许多。
步入四年级后，学校的毕业制作使我三点一线的生活更加频繁。我整日往返于家、学校和工作场之间，好在从江古田到新宿搭乘电车十分便利，为了节省路上的时间，我逐渐将三点一线变成了两点一线，省去了回家睡觉的时间，工作场的员工休息室成了我补充睡眠的地方。
另一方，徐大牧一直在物色能和他一起合租房子的人，地点最好在所沢市内，他四处打探，后来问到了我。在征得我的同意后，大牧便很快从拝岛搬了过来。他的加入，显然使我有些不太适应，但考虑到生活中多了个同伴未尝不是件好事，而我的房租也得到了分担。平时两人的作息时间都是分开的，我晚上基本不在家，白天回来睡觉时，大牧已经出门了，只有在休息日的时候两人才能聚在一起，聊上一阵。慢慢的，这个曾经和自己朝夕相伴，总是被我打扫得一尘不染，窗明几净的家，俨然成了一个时常凌乱不堪的小旅馆。
记得那段时期，我回家最开心的事除了睡觉就是上网。
2004年2月末，我的第二次回国探亲结束。我再一次托着病后虚弱的身体回到日本时，行李箱里多了一个崭新、精美的sony电脑笔记本，这是父亲的朋友送给他的，他平时很少用，便留给了我。此外，我还带过来一大包在当时流行的国内外影视、音乐光盘，这样，除了平时用电脑写写文字，浏览图片外，还可以用它看看影视，听听音乐。
大牧搬来不久后，便和我商量应该马上申请开通网络，在当下的信息化时代，不能联网的电脑形同虚设，发挥不了它所具有的最大功能，也就失去了使用意义。听了大牧的话，想想自己真是闭塞之人，一直以来仅仅出于申请联网的程序繁琐，所以拖延至今仍未开通。而徐大牧向来做事立竿见影，我行我素，在他的动员下，两人便很快开通了互联网。自此，我开始了我的网络生活。
开通网络后，我发现自己以往封闭的生活空间里好似被开凿出成百上千扇通往外界的窗户，推开每扇窗，都会让你领略到不同的风景，五花八门的世界瞬息万变地展现在眼前，令人神往。以前买来的光盘被闲置在一旁，因为网络早已为自己展开一个别开生面的世界，那里面丰富强大的信息量岂是几张光盘所能比拟。
每天，即便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