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着，一晃儿半个学期过去了，接着是为期一个半月的暑假。
等到秋季开学后，8a班转来一个名叫金天洋的男生，听说是从6a那边降下来的。暑假学校郊游时，我曾和他在一个餐桌上用餐，这回成了同班同学，免不了会多聊几句。金天洋是一个不太会说朝鲜话的鲜族人，听他说是因为从小跟母亲一起生活，母亲是汉族，所以很少说朝鲜语。至于他父亲为什么没和他们在一起，金天洋只字未提。他比我还不善言谈，但我俩却很合得来，课间闲来无事时我就拿金天洋开玩笑，惹得班上的人哄堂大笑，金天洋每每什么都不说，只是眼睛眯成一条缝，憨憨地看着我乐。这个时候，刘海毛总是会来帮兵助阵，一屁股坐在课桌上，帮金天洋向我反击。而小森先生此时会一脸和蔼地坐在讲台前，静静地看着眼前这群来自中国的孩子，有时也会饶有兴致地走到近前，问我们都在谈论什么，为什么会笑得那么开心。每每左梅都会挺身而出，用她不流利的日语认真为小森作起翻译，也不知小森是否听懂，每次都是会心地颔首微笑。
除了考试日之外，每天的课业都是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下度过，可放学的铃声一响，学员们都会习惯性地做着同样的动作，只见他们将桌上的东西塞进背包，然后起身疾步奔向门口。不赶时间的人会在走廊耐心地等电梯，赶时间的人早已顺着楼梯跑了下去，好像消防员奔赴火灾现场一样，十万火急。每次这个时候，我都有些莫名地失落，因为一想到厚厚的报纸和沉重的自行车，便开始万分沮丧。我试着努力调整心态，却还是有奇怪的想法冒出来。如果单是上学不用打工该有多好，我一边做着不着边际的妄想，一边踱步朝车站的方向走去。
刚下到站台，一班电车刚好迎面驶来，时间居然如此巧合，我疾步来到乘位线前，车门被打开了。在我准备上车的瞬间，竟瞥见距自己几步远处正丢着一个又大又厚的红钱包，钱包呈长方形，皮革发着光亮，附带着金色的手提链，似乎是个名贵的女士钱包。我的心顿时揪成一团，此时我正靠近车门，而钱包近在咫尺，就在我要顺势过去拾起时，一个下车的男人正巧也看见了它，他顺势先我一步将钱包捡起。只见那男人背对着我，晃动着身形左顾右盼，好像在找寻失主。
电车慢慢驶离站台，我透过车窗望去，男人开始自顾自地朝站台出口方向的阶梯走去。我倚着车门，整个人就像弄丢了中奖彩票一般，失落至极。刚刚的一切就发生在几秒间，我恨死那个劫我财运的人，因为当时满脑子想着钱包，竟连那个男人的模样都没看清，如果没有那家伙，我或许会小赚一笔。我禁不住开始联想打开钱包后的情景，那么名贵的钱包里一定揣着不少现金，或许会有几十万円[円，日本的货币单位，即日元。]之多，即便没有那么多钱，也会有一排令人养眼的银行卡或是一张女人的自拍照。转念之间，我竟想象起男人打开钱包数着现金时的样子，心里又平添了几分恼火和失落。想来那个家伙还真是很会伪装自己，佯装左顾右盼在寻找失主，实则确认周边的状况，然后伺机而动。
几天以后的一个傍晚，当我意识到那件事似乎要被淡忘之时，我又刻意地回想起它，那么厚实的钱包里到底装着什么，我竟又要浮想联翩了。再后来，也许是自己的哪根神经起了作用，当我偶尔再回想那件事时，竟能够冷静地看待它了。
也许那个男人并没有将钱包占为己有，而是上交到车站管理部门或派出所，我也曾听说健全严格的法律制度使得“路不拾遗”的社会风气在日本由来已久。至于当时对男人的评判也仅是出于自己的种种猜想。事后我间接了解到日本所谓的《失物法》中有严格规定，拾到他人物品必须尽快交予失主或警方，如果私自占有所拾物品则触犯《日本刑法》规定的“冒领失物罪”，并被作为刑事案件处理。试想如果自己捡得那个钱包，见利忘义之下定会匿藏起来，其后果又会如何，或是被人举报并受到法律制裁，或是相安无事但永远背负着良心的谴责，看来哪一种结果都没那么好过。
少不经事的我突然想起曾经父母眼中的那个“乖孩子”，又想起大人们口中常常念道的“伪善者”，我竟又一次察觉到自己内心污秽、龌蹉的一面，好在良知让我意识到了什么，也算是自己的一种进步吧。记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总是有意无意地胡乱猜想和窥视自己的内心，我突然察觉到自己变复杂了，似乎能够听见思想发生变化时的响动，也许这就是成长的声音。
梅雨告退，随之而来的是台风。
九月初到十月上旬，随着秋霜的降临，台风开始频繁在日本登陆，生活在中国东北的我初次见识到台风的可怕。台风来临之时，受灾地区成了日本举国上下极具关注的焦点，各大电视台跟踪报道台风地区的状况，由于台风的侵袭和施虐，房屋倒毁、河堤塌方，死亡、失踪的事故比比皆是，这种自然灾难给日本国民带来的恐惧可想而知。
现场记者坚守在风雨中，他难抑内心的恐慌，正播报着台风肆虐之后的小学校状况，同时，安静的直播间里，女新闻主持人一脸凝重和不安。今天的早报我一如既往被雨水淋成落汤鸡，送晚报时也无幸免，雨就这样整整下了一天，等我送完晚报回来时